天津日报社曾办过一个双月刊：《文艺》。自1983年开始到停刊，七年之间，我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八篇散文。刊物装帧大大方方，质朴简洁，未注明主编、副主编，更寻不出谁是责任编辑。作为初学写作者，我心存感激，1987年初冬便让朋友转给编辑部一封询问信，很快收到一封百余字的复函，我这才知道主编、责编是一个人：邹明。里里外外，似乎就由这个年逾六旬的老人撑持着。
后来，我向天津的朋友打问邹明的情况，知道他是福建人。1949年进城以后，孙犁是天津日报分管文艺周刊的副科长，手下只有一个兵，就是邹明。他兢兢业业从事编辑工作，待人温和文雅，官运是从不亨通，家里小书房除了几盆花草、鱼缸，几张桌上都撂着从四面八方来的稿件，单调而寂寞的生活，反衬出邹明执著、雅洁、纯净的个人品格。天有不测风云，这样一个悄无声息地“为他人做嫁衣”的老人，1989年12月12日突然病故。接到讣告，我默默地坐了会儿，出门赶往电信局，朝数千里外的天津发去了一封唁电，寄托一个晚辈对一位从未谋面的、心里却又敬重着的长者的哀思。
过去一个月，光明日报发表了孙犁的《记邹明》，该文写于12月11日，莫非是天意？第二天，病榻上的邹明便溘然辞世。在孙犁记人记事的悲悼性文章里，我以为这是一篇难得的令人心碎的文字。
邹明与孙犁，是风雨同舟的同志。
“文革”结束，报社筹办《文艺》双月刊，是孙犁向领导建议，很快将邹明从师范学院调了回来，主办刊物；嗣后，孙犁荣任市作协主席，他又举荐邹明担任副秘书长；不知为啥，孙犁后来又使性子不干了，邹明也就被免掉了。孙犁嗜书如命，有了重本，总是送给邹明；孙犁写了“自己拿不准”的新作，便先请邹明给看一看……正直、认真的上下级之间彼此信赖，在沉浮起落的年月里能达到这样的程度，文坛上实在是不多见的。回忆40年相处，孙犁写道：“以上所记，杂乱无章，与其说是记朋友，不如说是记我本人。是哀邹明，也是哀我自己。我们的一生，这样短暂，却充满了风雨、冰雹、雷电，经历了哀伤、凄楚、挣扎，看到了那么多的卑鄙、无耻和丑恶，这是一场无可奈何的人生大梦，它的觉醒，常常在冥目临终之时。”这是声声带血、字字含泪的文字。从这里我也明白了，为什么孙犁这边的文章刚刚搁笔，医院里的邹明就离了人世———知音兮流水，他莫非是要等得孙犁的这几句肺腑之吟，才能够瞑目，撒手尘寰。
这是一对艰危与共的朋友。
邹明曾给一位首长当过秘书，孙犁也有过这样擦身而过的一次机会，可他们没心思攀援权要，却主动弃政从文，自觉地放弃了做官的机遇，掀开了业已贴近身边的花红热闹，将自身投入了繁重的、寂寞的文学事业、文字生涯。在多灾多难的时世里，他们何曾想到，这几乎是别一种“舍身饲虎”的抉择，他们只是梦想追求艺术的崇高，由此而实现个人人格完美的理想，委实是太天真了。付出了各式各样的代价之后，实际得到的呢？“幸运者少，悲剧者多”。这般时候，二人之间的朋友之情、故交之义，就显得可怜兮兮了：表相上只能其淡如水，彼此宽容，将真情实意深深地埋进心底。孙犁无奈地劝告邹明：“我们还是相信命运吧！这样可以减少很多苦恼。”一根尼龙丝拧成的艺术细绳上拴定了两个蚂蚱，言念及此，不再蹦?，也算是极限。
邹明在给我的那一叶唯一的短笺里写道：“《文艺》双月刊，明年继续出下去，人手少，有时搞得很苦。”事业艰辛，命运悲苦，终于是压不弯两根强韧的“文学”脊骨。《文艺》创刊10周年时（1989年秋），病中的邹明要孙犁对办刊谈谈想法，孙犁很快写信，信中尽是匕首投枪式的文字。下面仅录其“五不”：
不强向时代明星或时装模特儿那样的作家拉稿；
不追求时髦；
不追求轰动；
不以甚嚣尘上之辞为真理；
不以招摇过市之徒为偶像。
刊物不大，人手可数，孙犁却妄图将它构筑成一座钢铁浇铸的堡垒。遗憾的是，孙犁9月下旬写了信，两个月后邹明就殁了，曲终弦断，人亡刊停，《文艺》这个刊物到此结束。这样，孙犁这一封不慕时风、力抵狂潮的短信自然就化为一对战友的共同宣言（也可谓誓词）。
邹明去世，《文艺》停刊，指间又过了10年。现在文艺圈里的人，有人以文为金字招牌而文商联姻，有人务必要从海里捞点什么实惠而驾文下海，有人以文作砖去敲那政要之门，有人政余弄笔而附庸风雅，用孙犁当年的话说，文艺“日渐商贾化、政客化、青皮化”。邹明先走了，他倘是活着，《文艺》恐怕也很难办下去了。
《记邹明》一文收尾时，孙犁又悲伤地推测：邹明“将永远是默默无闻的，再过些年，也许会被人忘记的。”
功利风行，人情纸薄，京津繁华、热闹的地方，除了邹明的亲人，还有谁会记起邹明呢？！而远处西北的兰州，风尘大漠里仍然有一粒萌芽的草籽，我是忘不了邹明先生的。
邹明是编辑行当里的型范，是文学队伍里的一个楷模。文艺界初始解冻的季节，春雪间或进袭，邹明留在雪地上的脚印顽强地、遥遥地向远方延伸；冰化雪融之日，花放水流之际，他那一串足印会清晰地、深深地印进我的心田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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